晚清以降，新式教育与近代报刊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报刊作为近代文明社会的产物，以引导舆论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走向。新式教育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成果，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者交织而形成的教育刊物则兼具二者的社会功能，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与新闻出版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的1938至1944间，由于北方及中原地区被日本侵略军攻占，在不少全国性教育刊物在桂林出版发行的同时，广西政府，特别是桂林市的一些文化人，也创办了许多在广西或全国各地发行的文化教育期刊。对这些文化教育期刊简况与短暂的繁荣原因作一分析，有利于促进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针对抗战时期广西教育事业与新闻事业的解读已较为，能够完整的描绘出这一时期教育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大体概况，但因其资料较为繁杂且年代久远，大多数研究成果在广度上已有规模，在深度上却仍较为欠缺。而针对教育事业与新闻事业的交汇点——教育刊物的相关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以广西教育刊物为研究蓝本，运用文献分析法、调查法等科学方法，以新闻史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结合传播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背景，按时间顺序将教育刊物的发展及特点划分为抗战前（1905-1924）、抗战时期（1937-1944）两个区间，以对刊物的源流演变与相关样貌特征做针对性研究与解读。同时摸清刊物的发展脉络并研究刊物的特征与规律。在完善我国新闻史、教育史相关空白领域的同时，为后继者提供一些较为深入的思路与资料。

及时部分为绪论，综述目前相关领域的国内研究现状，界定清楚核心概念并阐述文章的研究价值、方法及内容。

第二部分梳理抗战前广西教育刊物的源流演变过程。即首先介绍广西本省教育刊物诞生的时间，地点，主创单位及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并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进行重点解读，同时结合实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分析刊物的演进特点。

第三部分阐述介绍抗战时期广西教育刊物的发展概况。因省城桂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桂林城。分别从时代、地理、政治、教育、文化、经济六个方面论述这一时期刊物兴盛的背景与环境。其次分别选取有较强代表的三家教育刊物进行重点解读，分析刊物特点并由此延伸总结这一时期广西教育刊物的特点。

第四部分论述这两个时期广西教育刊物发展的内因，刊物演变的规律，教育刊物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对当代教育事业与教育刊物发展的价值与借鉴意义。一部分为结语，概括并总结全文。将这两个时期广西教育刊物的发展、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意义阐述清楚。关键词：抗战前、教育刊物、源流演变、抗战时期、刊物研究一、抗战期间广西教育刊物简况

一、广西政府创办的教育期刊

这类刊物在经费上由广西省政府出资，由官方发行。主要刊物有：1.《教育与文化》1939年8月创刊，广西教育会主编，教育家马君武题签刊名。社址设在桂林榕城路（广西教育会内），桂林科学印刷厂、桂林崇文印务局印刷。该刊始为月刊，自3卷4期起改为季刊，1944年停刊1945年7月在贺县莲花塘复刊，自4卷1期起，继续刊行。该刊在高雁秋写的发刊词、雷沛鸿写的序中指出，我们的民族抗战已经开展了，教育界的同仁要注意战争与教育的联系，注意战争与教育的意义，为了我们国家的复兴，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不管受到多大的牺牲，都要争取战争的胜利。要达此目的，就要使全国民众都明白战争与教育的意义，要使“教育更能向前迈进”，使民众做到“自爱吾类，自制吾伦”，以完成“负有绝大使命的民族奋斗”。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乡村小学教师，以及基层文化工作者，主旨在介绍现代国民基础教育状况、教育管理、教育法规、教学方法、抗战中的成人教育、儿童教育、奴化教育、特种教育、报道广西的教育情况，以为研究改进之助，达到发刊词所提之目的。所设栏目有：时事评论、教育论述、论著、工作报告、工作问题讨论、教育法令、教学座谈、参考资料、农村教育问题研讨、教育文摘、教育文化消息、特载、转载、教育文艺、诗歌、戏剧等。为该刊撰稿作者有雷沛鸿、高雁秋、董渭川、梁上燕、朱智贤、杨寅初、唐现之、陈重寅、刘石城、赵公展、白鹏飞、柳泽民、林立、梁漱溟、王曾蝠、陈雨甘、高阳、邢同河、程今吾、卢显能、童润之、陈步文、布云、王南山等。《抗战文化》在创刊词中指出：抗战产生了文化，文化也能起到指导并加强抗战的作用。并阐明该刊的任务为“推动在抗战中产生的文化，使之能更加克尽他加强并指导抗战的任务，以达成我们胜利的目的。”[13]该刊围绕“抗战”这个中心，刊内开辟了社评、论著、通讯、文艺、社闻广播等专栏。先后发表了不少社论、抗战论文、新闻、通讯、诗歌（议述、书报介绍、艺术）等内容文章。该刊办刊至少具有以下特色：一是宣传抗战，宣传建国，此类文章是每期的主体。二是宣传桂林地方人与事，如发表于1卷4期的“桂林的人口疏散”、1卷1期的“桂林的两朵鲜花”，1卷5期的“在光荣的学习中成长”等。三是重视青年工作，经常做宣传发动的工作。如发表“新青年与旧青年”等文章，还开展“关于青年问题论文比赛”活动，并于1939年第1卷第5期刊登获奖论文：曾敏之：二期抗战中青年本位工作的问题（及时名）；黄庆琼：怎样建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第二名）；鲁丁：怎样建立我们正确的恋爱观（第三名）；毛尼：二期抗战中青年本位工作问题（第三名）；连良平：抗战两年来的中国青年（第四名）。为本刊撰稿的有：千家驹、胡愈    之、程思远、丁明、张铁生、王立、陈此生、高杰、黄超、张树春、谭辅之、万仲文、张志让、范式之、长江、姜君辰、王仁、宋云彬、陈平等等。《抗战文化》在桂期间的宣传抗战是热情、积极的。它在创刊号中说：“在抗战恰足两周年的今天，检讨过去，大家都已认定：政治赶不上军事。但政治动员不够的原因，文化工作做得不够是其主要的因素。今日全国广大的乡村民众还有许多遗留在抗战的洪流以外，而已经参加到抗战里来的，也还不够积极，这就是文化工作做得不够普遍与深入的表征。”创立《抗战文化》，就是“是我们抗战文化更能尽其教育民众动员民众以加速政治动员的责任。”《抗战文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它先后推出了“七七专号”、“论敌人新战略特辑”等。发表了“在纪念第三个‘八一三’的当中”、“不可轻视的南路仇货入口问题”等社论，以及许多有关抗战建国的专论，如“抗战需要什么文化？”、“日寇反英运动与中国”、“法西斯与妇女”、“加紧我们抗战建国的经济动员”、“论敌人的新战略”、“今后敌寇攻击的新动向”等等。由此可见，《抗战文化》对于宣传抗战文化，建立抗战文化，推动抗战文化，是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为该刊撰写稿件的有：陈原、司马文森、蒋宗鲁、朱智贤、骆宾基、金仲华、胡愈之、邵荃麟、千家驹、秦似、聂绀弩、黄药眠、叶方、徐磊、张志让、徐方略、蒋路、陈润泉、张铁生、刘良模、柏寒、杨承芳、范康、茅盾、严杰人、羊枣、林涧青、周琳等。《青年生活》是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和支持下办起来的，她坚持团结教育青年，抗日救国的思想，她在发刊词中就提出：“青年的生活必须适合时代的要求，必须把握住现实的真理”，号召青年人要懂得和善于团结自身的力量，并将这些生动力量运用于抗战建国的事业上，要建立健全的人生观和艰苦奋斗的青年作风，建立一种充实的、健壮的能够胜利地完成自己责任的生活。可以说该刊对宣传我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力量起了积极作用。它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每期印数最初为3000册，达到10000多册，发行区域遍及广西、湖南、江西、广东、贵州、云南、四川等省。

二、抗战期间广西地方性教育刊物兴旺发达原因分析

抗日期间，广西桂林短暂成为抗日活动中心的原因系多方面。对此原因，采用交叉理论分析法。其中涉及抗日统一战争军事理论、民族矛盾理论、地理学理论等等。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对新桂系产生了积极作用，使广西地方性教育刊物能公开出版，发表宣传抗日言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分析，武汉失守，桂林就成为我国西南抗战的大后方重地。而桂林是联系华南各省与海外的交通要道，又是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统治的地方，他们当时是主张团结抗日的，又与蒋介石有矛盾。中国共产党利用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支持李宗仁、白崇禧的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为此在广西桂林作了大量工作。例如，在桂林设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桂林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初期，八路军设于国民党统治区———桂林的一个公开合法机关。1938年10月25口武汉失陷，在撤退途中，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经白同意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1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李克农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撤退到桂林，正式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办事处)。办事处设秘书、交际、机要、总务、财务、交通运输等科和物资转运部，工作人员最多时达80多人。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促使许多地下党人与爱国进步人士集聚桂林，如千家驹、胡愈之、程思远、丁明、张铁生、王立、陈此生、高杰、黄超、张树春、谭辅之、万仲文、张志让、范式之、长江、姜君辰、王仁、宋云彬、陈平等等，使得广西地方性教育刊物拥有众多撰稿人才，广西地方性各种刊物出现短暂兴旺发达时期。

（二）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桂系短暂的抗日行为，让桂林一度成为抗日后方，为广西地方性教育刊物兴旺提高了得以发展的良好环境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8月，国民政府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由于新桂系短暂的抗日行为，首先，桂系政府对宣传抗日的各种刊物给予财政支持，使广西地方性教育刊物能够正常出版发行；其次，新桂系也放宽了外省商人在广西桂林举办各种抗日杂志的政策，促使桂林一度成为全国抗日刊物兴旺城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