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课程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了解世界各民族所取得的文学、文化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重建自身的民族身份，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但是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再加上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国文学文本产生误读，这显然会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因而，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只传授客观知识，而应将伦理教育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一、欧美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

　　外国文学课程主要分为欧美卷和亚非卷两个部分，但由于受教学学时数所限，教师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欧美文学部分。“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化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１］２１前者张扬自我，肯定理性，注重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后者寻求道德的自律，强调人的灵性，注重对个体超越性的追求；前者称之为人本主义，后者称之为神本主义。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欧美文学中伦理价值的底色。对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所延续渗透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五四运动的宣扬以及全球化语境的浸润，国人对之较为熟悉，当代大学生更是以张扬个性、追求个体价值为自我标榜。而对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伦理价值的熏陶，以及中西政治语境的差异性，从而使国人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较易产生隔阂感。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于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２］２０５由此可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是打开欧美文化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而这一文化传统在文学中的表现，则体现在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两个方面。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３］因而探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大学教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面对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伦理价值教育引导同样非常重要。如前所述，由于中西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差异性，当代大学生对于欧美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无法理解，往往断章取义，导致误读，进而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而，梳理和阐释欧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基督教伦理层次，探究学生在各层次可能存在的误读，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正确的解读，对于当代大学生伦理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欧美文学教学与基督教伦理价值辨析

　　基督教伦理是以圣经伦理为基础，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评价和构建的一门学问。主要包含两层关系：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神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人神关系在人世间的体现。而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的体现便主要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因而笔者将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梳理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以帮助学生解决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关于基督教伦理问题的困惑。

　　（一）文本阅读预设前提：人与神关系的断裂

　　《神曲》中的但丁迷失在昏暗而荒凉的森林；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日夜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问题；《罪与罚》中索尼娅对于苦难的拥抱；艾略特笔下的大地成为荒原，“我们是空洞洞的人……我们头脑中充满了稻草”；《等待戈多》中的戈戈和狄狄了无生趣的无望等待；卡夫卡《审判》中约瑟夫·Ｋ莫名其妙地在３０岁生日那天被叛有罪，等等。这些文学现象对于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儒家伦理以“仁”构建其伦理价值的核心，注重内圣外王，强调生命价值的此世性，“生命感既自足又自予，既自失又自得，个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在有‘大美而不言’的自足自逸的快乐境界中悠然独化”［４］１４５。显然，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一个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恒他者的存在，因而对于西方文学中莫名的罪感、虚无感和漂泊感无法理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进而产生理解的偏差，或者根本不知如何解读。而西方文学中这一切思想之根源，便在于人与神关系的断裂。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安置于伊甸园之中，并叮咛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人类经受不住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旨意，从此被上帝遗弃，与上帝的关系断裂，像一叶浮萍在苍凉的大地上无根地漂泊，进而感受到生命的卑鄙与堕落，恐惧与虚无。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原罪”，这是西方罪感文化产生的根基。如此便可理解卡夫卡作品《审判》中的约瑟夫·Ｋ为什么莫名被捕。作为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自然会反映出其对宗教原罪伦理问题的思考。约瑟夫·Ｋ在莫名其妙地被宣判有罪之后，他无法相信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经理为何会被宣判有罪，于是，他一直试图通过理性来为自己辩护，通过女人与莫名其妙的法院建立联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约瑟夫·Ｋ在审判过程中的辩护日益苍白，越来越体会到个体生命的虚弱无力，自主选择像狗一样地死去。罪、理性与女人是《圣经》中的关键词源，卡夫卡通过《审判》表达了他对于原罪的思考。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认为约瑟夫·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的状态，即理性之罪和沉沦之罪。《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罪的产生在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希望获得理性，取代上帝。约瑟夫·Ｋ在世俗的生存伦理中，依靠理性获得存在的根基，而这恰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审讯过程中，随着约瑟夫·Ｋ理性话语的逐渐减少，表明约瑟夫·Ｋ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进而才有可能产生灵魂的恐惧和颤栗，从而接近永恒。而这也正是卡夫卡对于人类理性的嘲笑。而约瑟夫·Ｋ的罪之二便是在审讯过程中，希望通过与女性的肉体沉沦来寻求与法院的联系，但同样是徒劳的，从而陷入绝望。这一点则隐射了亚当对于夏娃的沉沦，而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显然，《审判》中约瑟夫·Ｋ的“罪”的背景正是建立在基督教“原罪”伦理基础之上的，否则学生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卡夫卡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罪感体验。以此类推，学生在了解了人类的“原罪”状态之后，便能够理解艾略特的《荒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一系列欧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的荒诞、虚空、堕落和漂浮等状态，那正是一种与超自然的神的关系断裂的无根之痛。罪之沉沦不仅使人类感受到生命中的有限性和无根状态，但是同时也促使人类渴望与上帝重新建立联系，寻找生命中的无限与永恒，实现灵魂上的超越，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救赎。其关注的是沉沦中的人们如何在世俗生活之中获得上帝的拯救，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基督教伦理思想。

　　（二）文本阅读中宗教伦理问题梳理

　　如上文所述，基督教文化中以原罪论作为根基，以救赎思想为线索，建构起了西方世界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欧美经典文学作品，其成就就不仅仅是满足于反映社会历史现实，而是在于刻画人类灵魂的深处，使灵魂感受到颤栗，最终获得拯救的可能。那么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学生往往会产生何种误读？

　　１“人之罪性”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５］３３人类一方面忍受着人性中的幽暗带来的苦难和罪恶，另一方面又渴望通过忏悔和谦卑，来实现与彼岸的连接。因而，在基督教伦理中，忏悔、谦卑和顺从被认为是美好的道德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描写了坚信超人理论的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了杀人罪之后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并在基督徒索尼娅的感化之下内心忏悔，最终投案自首，获得了心灵的皈依。在课堂讨论中，笔者发现，学生往往会对索尼娅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时没有感到吃惊，反而觉得他可怜而惊讶；对索尼娅面对苦难时的顺从感到不解。因此，学生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层的创作思想无法把握。但是当学生了解了基督教伦理中原罪说之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上文已分析指出，人类由于和上帝关系的断裂，自出生时起便背负原罪，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偏离，产生人性之恶，各种苦难从此遍布人间。因而索尼娅面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的罪人；索尼娅面对苦难，她并不是起来反抗，而是拥抱苦难，希望通过苦难获得最终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显然是通过《罪与罚》来表达他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抒写了其对于理性的思考。他认为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罪恶，人类不能通过理性和暴力获得最终的拯救，而是应该通过自我的忏悔和自省，建立与上帝的联系，最终获得心灵的皈依。以人之罪性为原点，欧美作家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人类之罪的思考，并希望通过忏悔、自省和受难来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都在自觉人性之罪后，进行忏悔，选择皈依上帝。教师在授课中，在对文本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以契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对其中的人的理性的思考、人的内在自省和谦卑等，应予以提倡和赞赏，而对于苦难的顺从以及最终宗教皈依，则应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２“人之救赎”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康德的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类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仍然渴求暗夜划过的光芒，而连接深渊与星空的桥梁则是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回应，并由此而形成的仁爱、善良、忍耐、节制等伦理规范。但丁的《神曲》中，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齐的带领下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最终在天堂与上帝相遇。在授课时，学生往往会采用情境代入法跟随着但丁游历三界。游历地狱时，学生会与中国佛教中的地狱观念进行比对，因而对但丁笔下的地狱描写能够很好地把握，但对于但丁进入天堂之后，有关信、望、爱的思考难以理解，从而无法深入了解但丁创作《神曲》的深层原因。

　　显然，在本书中，但丁从两个层面探讨了人类如何获得幸福。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罪恶的批判，从现实层面探讨了人类的幸福境地，即希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层面探讨人类的幸福之路，而对于这一层面学生则不明其存在的意义。在《神曲》中，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清算了人类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但丁希望人类通过对于罪恶的认识，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即节制、忍耐、平和、宽容和良善。但是仅仅通过人类自身的美德还不足以使人类实现最终的幸福，但丁认为只有将所有美德指向上帝，才可获得灵魂的超越，因而但丁在结尾处写道：“爱却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转，犹如车轮被均匀地推动，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６］４４４而此处的爱则是上帝之爱，它犹如黑夜中的星光指引人类在苍茫大地上前行，而人类对于上帝之爱的世俗回应，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律，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丁正是带着上帝之爱，以忏悔和悲悯之心，游历地狱，并最终完成灵魂的超越，获得幸福的境地。可见，神之爱是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在神之爱的关照下，人类通过自身美德的构建最终可以获得个体的超越。学生只有建构起如此基督教伦理的知识背景，才能够去感受欧美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精神抚慰，避免产生误读。《双城记》中的卡顿为了所爱之人一家的幸福，自愿走上断头台，临死前说道：“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现在做的是一桩大好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所作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大好归宿，远远胜过我一向所知所解。”［７］４２４－４２５这不正是基督之爱在人间的回响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最终在孤寂之中选择死亡，他对于家人无私之爱不正与家人的冷漠无情形成了对比？《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最终为了心爱王子的幸福化为泡沫，却因此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对周围人基督耶稣式的奉献最终让警察沙威陷入伦理的困境，选择自杀……欧美文学中此种不计回报、无差等之爱怎不让人的灵魂颤栗？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授课教师，在介绍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背景的同时，应将上课重点放在人自身美德规范的探讨上，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基本道德观相结合，在文本教学中，使学生对仁爱、善良、诚信等伦理价值得到共情，进而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

　　三、结语

　　鲁迅在１９０７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曾提到，“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８］２５４，认为文学“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８］２５２。此文之立意，在于以世界文学之格局，开启民智，振兴民族。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中国，民族存亡之危机虽已成过往，但在现代处境之下，我们仍然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和世俗化倾向，虽然为个体生存提供了宽松的生活空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个体私欲膨胀，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如此之背景下，鲁迅一百年前的呐喊，在今日仍然具有其现实意义。本科高校中，世界文学的教学任务主要由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来担当，笔者深感外国文学教学中宗教伦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希望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伦理教育能够在其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１］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Ｍ］．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３］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Ｊ］．文艺研究，２０１３（５）：３４－４２．［４］刘小枫．拯救与逍遥［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５］帕斯卡尔．思想录［Ｍ］．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６］但丁．神曲·天堂篇［Ｍ］．黄文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７］狄更斯．双城记［Ｍ］．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５．［８］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作者:姜海涛 单位:淮海工学院